| 百事中国先行者 |
| 发布日期：2008年09月20日 消息来源：财富时报 作者：李梅影 阅读 329 〖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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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酒网-百事中国先行者
1980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后，西方投资者还有所顾虑，只有百事公司迈出了第一步
英德拉·努伊担任首席执行官以来，她重组了百事公司，使它不再把那么多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国，因为即使在最好的年份里美国市场的增长仍然十分缓慢，所以最大的机会还是海外市场。去年，百事公司的国际业务增长了22%，是国内销售额增长率的3倍，对营业总额（去年达到了390亿美元）的贡献率达到了40%。
如果没有百事公司28年前到中国发展的决定，百事公司的国际业务肯定不会取得现在的成果。在当年，到中国发展的企业被视为“敢吃螃蟹”的企业。
骑自行车到深圳
1980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后，西方投资者还有所顾虑。当时《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是：“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的大投资商还在回避这些经济特区。工人未受过训练，不按期交货，不按期启运，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乏，在合法权利问题上变化无常，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路有限等等，使欧美的大投资商不敢贸然行事。”
只有百事公司迈出了第一步，这既是百事在中国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迈出的第一步。
1981年的一天，一个年轻的香港人满怀信心地骑着一辆自行车跨过罗湖桥到了深圳。
这个年轻人就是时任百事国际集团中国部经理的李文富。他来到深圳是因为百事公司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进行研究后，做出了投资中国的决定。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文富始终在寻求着进入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市场——深圳的机会。
李文富与时任深圳市对外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的何耀（后成为深圳百事第一任董事长）谈得非常愉快，在企业战略、品牌及人员管理方面都取得了一致。
标新立异
但是，当到了真正要将项目落实，建立合资企业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固定的合资合作的方法，只规定了中方要占51%，外方占49%。而按照这个标准，中方需要至少投入100万美金，这对于新成立的特区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面对这个难题，双方在诚意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勇于突破，提出了中方提供土地和人员，外方提供设备和资金的合作形式。
何耀说：“当时我跟外商谈判的时候，跟百事公司中国部的经理找来找去找不到门路，当时中国那么穷、深圳那么穷，从哪里去拿百万美金去投资呢？小平同志说‘要杀出一条血路’，‘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就根据这个信念，怎么样去摸着石头过河呢？我说现在只有这样的办法，我们出土地、员工、厂房，电力等；你们就负责出钱、出设备，要世界一流的先进设备！”
双方就此讲清楚，那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就叫做合作企业好了，就是‘你出什么、我出什么’，清清楚楚。大家都赞成。”何耀说。
“就是用这样做合作企业的形式，我们开创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全新模式，当时在全中国市场上是独一无二的。”何耀回忆起当初的创举，依然不无激动。
合作企业成功以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中央召开了一个外贸会议，何耀也去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全国各地的外贸厅长、大人物都去了，何耀介绍了百事可乐的情况，他说他这个叫做合作企业，当时立刻有位领导就站起来了，“你这个何耀，标新立异，怎么叫合作企业呢？就是合资企业嘛。”
何耀回忆说：“当时他回答‘按照现在的条款，搞合资企业中国要占51%，中国有钱吗？现在条件那么优越，对我们有那么多好处，利润分成又那么好，有什么不可以？另外，政策也是要随着形势改变的，就连共产党党章都要进行修改。而且分红中方占55%占大部分、美方占45%，对中国有利，又没有出卖中国的利益，有什么不可以呢？’听了这话大家都高兴了，后来这个变成中央有关政策的规定，合作企业就是这样来的。”
“你不要命啦！”
何耀想起当初还唏嘘，“我是冒着坐牢的危险和百事公司谈判的，因为当时美国正在进行总统竞选，里根是总统候选人，百事公司是支持里根的，而里根是反华的，有人说‘你把百事可乐引进来，你不要命啦！’总之这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但当时我认定了这个目标：国家要富强，人民的生活要改善，我们要开放、改革，我认定了这个目标。”
秉承着这样一份坚持，大家等待着成功的到来。
事实上，百事可乐一推出就受到了市场上极大的欢迎，彼时在深圳可以说是“皇帝女不愁嫁”。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有关的政策部门对引进的饮料有政策性的限制，深圳百事产量的80%规定要出口，在外销80%的前提下，再允许20%的产量在深圳特区里面销售。百事可乐在深圳的销售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大家都趋之若鹜，如果送礼能够送一箱百事可乐，是非常体面的。深圳百事公司的销售员根本不用费劲，甚至在家睡懒觉就可以了。
就这样，百事进入中国的28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的过程。在饮料方面，百事已在中国20个城市设立了20家碳酸饮料灌装厂、1家非碳酸饮料灌装厂和1家浓缩液厂，投资总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这28年中，随着百事在中国的成长，百事公司也有许多员工经历了从懵懂少年到为公司中流砥柱的职业成长，成为了百事的“新一代”。
目前负责深圳百事运营管理的陈坤华厂长第一份工作就是百事，工作到现在已经是27年，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百事已经融进了我们的生命和血液，我的青春是在百事公司度过的，我的家庭离不开百事”。
被誉为“百事之父”的百事公司前任董事长简道尔（DonKendall）先生在2006年访华的时候也故地重游，与何耀的手再次握在一起，两人都已是两鬓花白，回忆起25年前的那次握手时，两位老人家泪光闪烁，简道尔动情地说，“我非常高兴看到深圳、看到中国有这样大的变化。这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一个奇迹……”
皮尔·卡丹冲击波
服装界的先行者步伐甚至比企业界还要快。
1979年3月，皮尔o卡丹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个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
当年的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篇“蓝色的海洋”，当时的流行服装是有着肥大的袖口、带着油腻的棉大衣。有一张美联社记者拍到的照片保留到今天：皮尔·卡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的左前方一个拎着皱巴巴皮袋的老年农民转头好奇地张望这个长相奇异的杨仁，他的帽子和对襟棉袄与皮尔·卡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一个浪漫的艺术大师，皮尔·卡丹对他在中国大陆掀起的冲击波非常满意——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皮尔·卡丹”是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国服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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